下午，写作进行时。

我在写一个悲剧命运的人物，而且我需要我笔下的这个人物，一定要在他踉踉跄跄的悲剧命运里，直挺挺地展示他性格里最强大的坚韧。但是，总也找不到切入人物的角度，直呆呆地在电脑前枯坐了半天，头脑里仍然是一片荒凉萧条的破败茫然。于是愤然地关闭了电脑。要想摆脱眼前的困境，我必须让自己的思想吸入新鲜的氧气，换一个头脑，到附近的公园去。

乍暖还寒的春天，下午的公园里人影稀疏。忽然，寂寥的远处响过来狼狈的唢呐声，说它狼狈还算是恭维，音不准，气息断续，几乎每个乐句都吹奏得支离破碎，惨不忍闻。

公园小山上有一条蜿蜒的长廊，远远看见那个吹唢呐的就在那长廊里。走近了我才看清楚，那是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中年人。黑色鸭舌帽看见我到了跟前，颔首一笑，继续吹他的唢呐。

“您吹的这是什么曲子啊？”我问道。

“《八条龙》啊，听过吗？”黑色鸭舌帽骄矜地回答我。

“您这吹得不对啊，这不是《八条龙》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呀。”

黑色鸭舌帽轻蔑地瞟了我一眼，呕哑嘈杂的唢呐声仍然放肆。显然，我否定黑色鸭舌帽的吹奏，人家不高兴，不稀罕理你了。

我是在插队的1968年熟悉《八条龙》的。

就在到达生产队的第二天，生产队长就召集知青们开会，要求我们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。第三天晚上，就在生产队的队部进行了第一次演出。勉强地凑了六个小节目。最后一个就是板胡独奏《八条龙》。演奏板胡的是一个大我们几岁的青年。短粗的车轴汉子，背有点驼。高鼻深目阔嘴巴，让我猜测他的血管里是否流淌着古代丝绸之路胡人的血液。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在城里人面前演奏，他一直不敢抬头看我们，那表情很害羞。

他姓于，叫于财，父母早亡，留下他们哥儿三个，他是老小。哥儿三个都是光棍，村子里都叫他们家是光棍堂。大哥快四十了还是说不上人。嗨，那时穷啊，哥儿三个都是生产队的壮劳力，但是一年干到头也分不了几十块钱。

我很诧异的是，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，居然有一个懂得音乐、会拉板胡的人。晚上，我就去了于家的光棍堂，小油灯光线昏暗，炕上坐着的，地上蹲着的，人脸模糊。于财拽开板胡，开篇就是一段情意缠绵的《月牙五更》。但是，他最喜欢拉的还是霸气外露的《八条龙》。

认识于财之前，我并不知道这个《八条龙》，听于财拉得次数多了，就把《八条龙》的谱子记录下来了。其实咱东北的地方音乐，大都是由没有半音的五声音阶组成，曲谱流畅简单，好记易学。有一次我跟于财要过了他的板胡，说我来试试，他高兴地递了过来。我拉起来才知道，板胡看似简单，其实是一个并不容易掌握的乐器，它的弓法指法都和其他弦乐有很大的差别。于财一点都不懂乐理，可是只要他听过我们知识青年唱歌，几次以后那旋律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在他的板胡上流淌出来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，只是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。

后来发生在他们哥儿三个身上的事，简直骇人听闻。

1969年冬天，生产队场院里丢了不到三百斤的苞米。逐级报案以后，县里公安局来了几个人，还牵过来一条大狗，说是警犬。没过几天又从邻近生产队找来一个人，据说这人身上有绝活儿，会码踪，就是像狗一样，码着鞋印就能找到那个偷苞米的人。

半个月以后，公社来了一挂马车，车上下来的几个人捆粽子似的把哥儿三个五花大绑，扔麻袋包似的把哥儿三个扔在了马车上。案子破了。

几个月后，听大队书记说，哥儿三个都判了，七年，在盘锦监狱服刑。

今天的人们，绝对不会想到，区区三百斤苞米，就判了这么重的刑罚。而且这七年彻底地毁了三兄弟的一生。那个年代，生产队所有的收成都要交公粮，农民一年每个人三百斤口粮。三个光棍这点粮食够吃吗？都是老实巴交的好庄稼人啊，如果不是因为饥饿，他们能做贼吗？

插队二十年后的1988年，我们全体知青重回那个小村。我想再看看光棍堂，看看那个拉板胡的于财。

凭着记忆找到光棍堂，但那里已是一片断壁残垣，满院子的荒草。打听了村里人，在他的老叔家找到了于财。于财老了，刚刚四十出头的人，就苍老得满面皱纹。见到我他咧着大嘴就是傻呵呵地笑。他说，大哥死在监狱了，二哥出狱不久说是到内蒙甘旗卡老姑家，这一走就走丢了，至今没有音信。他至今还打着光棍，没有谁家的黄花大闺女情愿嫁给一个出狱的犯人。村里有人给介绍了个富农的女儿，长得烂眼哭瞎的，胎带来的尿崩症，整天价抱着个大暖壶喝水。就这样的女人也没嫁给于财，愣是让邻村一个劁猪割耳朵的江湖兽医给撬走了。现在陪伴他的就是这把板胡了。乐器这东西不怕用，一闲下来就坏了，七年过去，没人经管的板胡琴筒裂了一道璺。我给于财说，给我拉一段吧，我想听。他欣然应允，还说现在没人听《月牙五更》了，村子里的人都听流行歌曲了。他拉了，还是那段《八条龙》，只是绵软无力了许多，那曾经的霸气已荡然无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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