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我刚写完一个长篇小说。在厦门回昆明的飞机上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脑。那种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长跑，而对短跑有了一种久违的渴望。长篇还在电脑里，不想再看它一眼，短篇就是《红妆》。

这个小说是一个愿望，我想送给那个我经常在巷子里遇见却不相识的入殓师。我能感受到他眼里的孤独。正如某天有人看出了我的孤独。孤独，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在这方面，卡夫卡是师父。只要有人类，就会有孤独的灵魂。而对于一个写作者，卡夫卡同样告诉了我们：写作，你不光要像个隐士，还要像个死人。我们都会死，我们死了都需要一个入殓师。

因为孤独，我们写作。我们抽出自己的肋骨，幻化出无数个自己。看似没有关联，实则感同身受。我是我写下的每一个人。无数的人，无数的自己，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。每一个自己，矛盾着，冲突着。也许孤独真的与生俱来，但是，它只活在那些醒着的人身上。

某天，我又在巷子里遇见了他。我坐在他对面，看他坐在店门口吃面条。瘦弱的身板，精致的妆容。好奇、嫌弃、厌恶的目光苍蝇似的扑在他身上。我看见他淡然的笑。那一刻，我想去替他承受。但下一刻我想，也许这些来自他人的目光在他心里并不存在。

孤独，源于人心的隔膜。在我们的执念中，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可以说话的人。朋友，恋人，无不如是。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的农民杨百顺，为了能够寻找说得上话的人，走出延津。心与心之间的映照，比磨砖为镜更难。所以，我只能去写，跟纸上的自己对话，看他们在人世间左冲右突，尝尽生之艰，被欲望折磨又无力自拔。

《红妆》里涉及了婚姻和亲情。看起来，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对抗孤独。然而，这种对抗往往是失败的。我们寻求的理解，其实更像是一种自欺欺人。所以有时候我想，就这么着吧。孤独也好，绝望也罢，既然它们与生俱来，那就安之若命地去接受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，只有孤独永恒。不管你是热闹还是孤独地活着，总会走到生命的尽头。如果生未必是幸，那死就是解脱。于是，《红妆》的开篇面对的就是一具不幸的尸体，最后以殡仪馆收场。我为数不多地去过几次殡仪馆，对那地方充满了复杂的感情。那是结束地，也是开始地。我们执着于内心，挣扎于人世，最后在那里灰飞烟灭。如果这是我们最后的归宿，那么，人世间的一切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这是一个写得异常艰难的小说。它违背了我写作的初衷。我的写作是为了让自己快乐，而写《红妆》时我几度抑郁得想停笔。这样的虚构来自我深知世界的大和自身的小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更多人活得比虚构人物还要绝望和孤独。当我写下他们，就像是一个灵魂在向另一个灵魂发出呼唤，也许听不见，但能感应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那么多个我。
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。而我，更多是处于一种无意识中。当我在电脑上打下第一句话：我起身，看见了窗外的月亮。我感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悲凉。这也是笔下人物的内心。我无法从这种心境中跳脱出来，只能随着这种绝望走到底。我必须得承认，这种悲伤的力量过于巨大，以至于让这个小说变得滞重，呼吸困难。这个写于三年前的小说，我做了五次修改，于是有了今天这个样子。我无法去评说它，我只能说，我完成了这个心愿。偶尔，我还是能够遇见那个入殓师，我们仍然没有说过一句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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